望城是革命老区，铜官是望城人民革命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毛泽东曾到铜官考察、指导陶业工人运动，并派郭亮回乡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取得了反对“窑门捐”和“窑货税”斗争的胜利。在中共湘区委（当时书记为毛泽东）的指导下，铜官陶业工会和中共铜官工人党支部相继成立，铜官的革命活动在党组织带领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铜官烧窑历史悠久，渐成规模。制陶业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已有6埠72条龙窑，从业工人达3000余人。1922年冬，铜官土豪劣绅李绶益、周丕丞等密谋策划，联名向长沙县知县周瀛干呈文，以开办学校为名，拟向陶业工人摊派“窑门捐”和“窑货税”。周瀛干派县府委员刘超到铜官坐镇督办，遭到陶业工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推举袁海清、谭海清等人为代表，到长沙星河工人俱乐部找到时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的郭亮反映情况。郭亮随即带领工人代表到船山学社找时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毛泽东，汇报铜官的情况和工人们的想法。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后说：“我们先到铜官去看看再说。”

第二天，毛泽东和郭亮坐船到靖港，然后过河到铜官源嘉湖石头咀的陶业工人刘清华家。据刘子梅（刘清华儿子）回忆：“我记得他们当时身着蓝布长袍，青布鞋，郭亮身材矮小，头戴黑色礼帽；毛泽东身材魁梧，未戴帽子，蓄着中分大西式头，两人手无他物。我父亲一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忙吩咐我母亲买菜煮饭，叫我大哥速去通知袁海清等人。”

毛泽东、郭亮与谭海清、周春泉等人在刘家一起吃了中饭。饭后，袁海清、袁仲贤、袁旦初、谭希林等工人代表和进步青年先后到来，毛泽东、郭亮与大家围坐在堂屋里一起开会。虽然那时候铜官地方管制不算很严，他们开会没有引起外人的注意，但还是安排了周春泉在门外打望（长沙话，放哨的意思）。毛泽东握笔在一个本子上不停地写着，还不时的停笔问讲话人，通过座谈详细了解铜官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人们反抗“窑门捐”和“窑货税”的斗争情况。会议一直开到晚饭时分，毛泽东等人在刘清华家吃过晚饭后，点着油灯继续开会到深夜。当晚，毛泽东住在刘家大屋。

刘子梅回忆：“第二天，我还在床上，听见毛泽东跟我父亲说话。毛说：‘这口井水好，但井口太矮，怕小孩掉下去，要加个盖才安全。’我父亲说：‘是呀，想加个盖呢。’”

第二天早饭后，袁海清等人陪同毛泽东、郭亮到铜官各窑口进行实地调查，先上枫蓬岭，再去双华岭，然后到高岭上，经过誓港沿江而行，回到源家湖石头咀。一路上，他们踏着羊肠小道，深入工场和窑门，访问了做坯、烧窑、挖矿等工种陶业工人。中午又回到刘家大屋，下午接着开会讨论，晚上继续住刘家大屋。

经过两天的调查讨论，毛泽东感受到铜官陶业工人所受到的压迫十分深重，铜官工人的革命觉悟也很高，萌生了迅速组建铜官陶业工会的想法。回长沙后，毛泽东找到由当时省长赵恒惕签署颁布的《湖南省宪法》对工人代表们说：宪法上写了国民有上书请愿及救恤灾难之权，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就拿这个和知县去说理。同时动员工人代表们回铜官组织陶业工会，要求取消“窑门捐”，由工会征收学捐，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他还亲自为代表们拟定了成立陶业工会以及免除“窑门捐”和“窑货税”的两个呈文，派郭亮随代表们回铜官筹备成立陶业工会和领导抗税斗争。经郭亮等与周瀛干针锋相对的说理，周害怕事情闹大，最后答应了工人代表们的要求，在两个呈文上分别批道：“励行自治，应予照准”和“撤销征收窑货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铜官陶业工人取得了抗税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抓住机遇，趁热打铁，派周尚武从长沙赶到铜官，指示郭亮抓紧时间成立陶业工会。郭亮利用春节期间抓紧活动，迅速成立了铜官陶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充分准备，1923年3月3日，铜官3000多名陶业工人从四面八方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到东山寺集合，参加了陶业工会成立大会。会上，郭亮被推举为工会荣誉委员长。毛泽东派夏曦、易礼容代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到会祝贺，并赠送了一副对联：“莫说散沙不能成大器，须知泥土可以变黄金”，勉励工人团结战斗。铜官陶业工会成立后，郭亮立即组织工会着手筹办陶业工人子弟小学和工人夜校。

抗税斗争取得胜利后，郭亮返回长沙向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汇报工作时提出铜官党组织建设问题，中共湘区委决定派留苏学生、共产党员刘汉之到铜官指导征收学捐和秘密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刘汉之等教员白天教工人子弟读书，晚上引导工人识字，进行革命宣传讲述革命道理，发现、考验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袁海清、谭海清、刘月轩等工人入党，为铜官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3年2月，中共铜官工人党支部成立。支部隶属中共湘区委领导，是全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基层组织之一，与韶山支部一起被誉为中共湘区委的两个卫星支部。从此铜官有了自己的党组织，铜官的革命运动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指导下，蓬勃发展，3年间有40多名工人入党，铜官成为当时全省的革命中心之一。